从《小偷家族》和《身毒丸》看日本家庭的解构

　　从《小偷家族》和《身毒丸》看日本家庭的解构

　　【深度解读】

　　2018年，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之后在中国公映时也收到了很好的口碑。笔者对是枝裕和的印象，几乎完全来自于《海街日记》。镰仓四姐妹的故事，确实让人感觉很温暖，叙事方式也自成一格。但现代人的孤独病不可能被文艺治愈，一个世界级的导演，能够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都得到认可，也不可能只是凭借煽情的功夫。看完《小偷》再回想《海街》，会觉得主题其实一脉相承，《海街日记》只展示了水面上的冰山，而《小偷家族》则告诉观众水面之下深不可测。

　　如果不是先看了《身毒丸》，便不会有上面的想法。

　　《身毒丸》是寺山修司和岸田理生在20世纪70年代合作的剧本。寺山本人从小与母亲的关系不好，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描述了母子之间的对立、仇视，《身毒丸》是集中表现畸形母子关系的代表作。幼年丧母的信德和后母的关系恶劣，后母刺瞎了信德的双眼，信德出于报复杀害了后母带来的弟弟，父亲不堪打击也一命呜呼，然而家庭崩坏后，后母和信德却达成和解，成为恋人。蜷川幸雄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时，进行了些许改动。除了利用舞台装置和演员的表演来加重鬼魅浪漫的日式美学外，更重要的是蜷川加入了自己对作品主题新的理解。蜷川是从“家庭的结构”为出发点去理解这个剧本的。他说，现代(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是以父亲为中心的，父亲买回家庭的各种必需品(包括后母)，组建起一个“假似家庭”，但是买回来的后母作为女人的意识觉醒后，这个家庭就开始瓦解。

　　在蜷川版《身毒丸》中，信德和后母的关系是对现代日本家庭制度的彻底反抗。现代家庭表面上具备家庭的诸要素(父亲、母亲、孩子)，但是这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金钱关系(母亲是父亲买来的)，人性本能被压抑，后母只是这个家庭必要的摆设，当她把自己当作物品时，才能保持家庭表面的和谐，当她寻求作为女人的基本需求时，表面的和谐就被打破。也就是说，日本以现代家庭制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它压抑了人的自由天性。

　　剧中对现代家庭制度的反抗还有其他表现。比如主人公信德，其人物原型是日本民间传说《俊德丸》(日语中“俊德”与“信德”同音)中受继母诅咒而失明的美少年。自中世以来，俊德丸传说通过谣曲、净琉璃等戏剧形式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姿容优美却身负悲剧性命运的少年俊德代表着日本传统的审美取向。蜷川版《身毒丸》中最广为人知的信德扮演者是蜷川的得意弟子藤原龙也，蜷川有意识地让他在扮演信德的同时也出演另一个角色——三岛由纪夫《现代能乐集·弱法师》中的俊德，这种舞台背后的故事拓展了对《身毒丸》的解读。同样取材于《俊德丸》的《身毒丸》和《弱法师》让同一位演员来扮演，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三岛笔下的俊德身有残疾(眼盲)、个性乖张，在这个剧本中，眼盲代表对此世(是空间意义上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否定：“所幸的是，我却看不到这一切。还是看不见的好啊。看到那一切，我一定会恐怖万状的……我泰然地为院子里的花草浇水，自若地操纵着修饰草坪的剪草机，我可以从事无须看见的恐怖工作！是啊，鲜花盛开在这个就要完蛋的世界上，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而我还在往这个就要完蛋的世界的土壤里浇水！”剧本中多次出现火的意象，火是从此世通向彼岸的红莲之火。在三岛看来，火的颜色既是蔷薇色亦是罂粟色，毁灭本身既包含恐惧亦包含美感，彻底的绝望与熹微的希望相连，此世的毁灭意味着在彼岸的重生。《身毒丸》中家庭毁灭后，信德对后母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妈妈，请再生育我一次！”不伦之恋对信德和后母来说，是经历了红莲之火的炼狱之后的重生。

　　“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同样都是日本现代化的产物。明治维新以来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人”的个性、个体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历经夏目漱石、自然主义作家、白桦派作家等一代又一代文人不断的努力，现代性中注重个人主义的一面开始为人熟知。然而不能忘记，个人与群体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应与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化相联结，“家庭主义”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