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红磡演唱会，只是冬天里的一把“虚”火

　　94红磡演唱会，冬天里的一把“虚”火

　　如果崔健是最早为中国摇滚注入人文思考和现实批判的歌者，那么唐朝是最早将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融入中国摇滚的乐队。1994年12月，窦唯、何勇、唐朝乐队等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这就是后来被神化的“红磡演唱会”。在魔岩文化前负责人张培仁的回忆里，唐朝乐队的风格在当时非常前卫，深刻且犀利，与当时的流行音乐背道而驰，公司选择透过唐朝来扩大新音乐的边疆。“我们在《中国火1》里已经把唐朝当成一面旗帜，如果这个旗帜能够成功，那就表示解放了很多的年轻人对音乐的想象。”

　　唐朝乐队的野心与局促

　　2019年6月30日晚，唐朝乐队作为压轴乐队结束了在福建莆田的演出，45分钟表演时间里，老歌占了七成。今年是唐朝乐队成立的第三十年，乐队迄今发了四张专辑，但被人们记住和传唱的，只有第一张专辑，或许对于更资深一点的乐迷来说，有时候也会加上第二张《演义》的部分作品。

　　第二张专辑是唐朝乐队的分水岭——唐朝乐队的野心与局促都体现在那一张里，专辑发表于1999年，乐队彷徨在自己世纪末之梦的边缘。他们不仅想延续《梦回唐朝》里塑造的盛世豪情，还要将这种豪情与现实对接，去扩大幻想，结果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加入了现代的背景，唐朝乐队自己的美学系统被破坏了，听众的观感也开始跳脱了。主唱丁武说，那张专辑里的一些歌，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演出过。唐朝乐队没有将神话连载进21世纪。“新世纪以后，唐朝乐队的专辑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了，后来的唐朝是一个正常的乐队，作品水平什么都很正常，也都很唐朝，就是没有惊喜，对于一个乐队的发展来说，这是好事，对听众来说，唐朝失去了自己的唯一性。”乐迷小孙说。

　　文化上的认同与个体意识的觉醒，都在激发90年代年轻人的创造力，处在转型期的社会，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的土壤。摇滚乐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与先锋小说、诗歌，第五代导演作品几乎同时成为新时代新精神的刚需。魔岩文化的另一位创始人贾敏恕担任了唐朝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他最初接触中国摇滚乐时便感受到了那种涌动的力量，“认识之后我就把琴送给他们了，自己再也没弹过琴，因为(相比之下)没有意义”。

　　音乐制作执行的是工业标准，需要理性推动，在制作唐朝乐队第一张唱片时，贾敏恕的工作是将唐朝乐队拥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是他的工作要求，但完成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又超出了他的经验。“那些都是血液写的歌，不是生产的，是喷涌而来的，我现在很少说过去，说出来别人也把你当骗子，但在那时候，大家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情怀。”贾敏恕记得乐队拍摄MV时，在黄河边，面对泥沙俱下的奔腾，几个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流下了眼泪。

　　在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发表之前，代表作《飞翔鸟》已经在《中国火1》里率先面世，在大多数音乐人还处在模仿西方摇滚乐的阶段里，唐朝率先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西方的肌理，东方的内核；动听的旋律，恢弘的编曲。这个理念也完整贯穿在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里。摄影师高原说，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在叫好，“无论我对他们有什么个人意见，必须承认他们第一张专辑确实牛，虽然跟流行明星没法比，但在摇滚圈里，唐朝那时候已经(火)到头了”。在高原的印象里，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即使是几年后集体发片的魔岩三杰，也都没有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再一次见到相似的场景，是汪峰走红之后，“汪峰是更牛了，他有保镖”，高原半开玩笑说，“后来我们看一个人牛不牛，就看他有没有保镖。”

　　唐朝乐队是张培仁到内地后认识的第一个乐队，已故贝斯手张炬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从唐朝乐队开始，魔岩文化将野蛮生长中的中国摇滚乐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语境。在高原看来，魔岩当时的理念至少领先内地二十年，“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一些东西了，乐队录音的时候，拍MV的时候，我会去拍一些照片。”高原是魔岩文化的摄影师，一百美元的月薪，魔岩从来没有给过她具体的拍摄任务，她在创作上拥有绝对的自由，那时魔岩文化的宣传物料，都是直接从高原作品中挑选使用。

　　2015年，高原发表摄影作品集《把青春唱完1990——1999》，副标题是《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作品集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生活状态，高原说拍摄时没有明确的作品指向，那时大家天天在一块，作品只是随心随手的记录。或许正因如此，这些瞬间在今天看来显得格外生动。作品集发表后，在小范围引发了一场怀旧——这些很多早已成为浪潮弃子的中年摇滚人，在他们自己的年轻时代，也曾有机会改变潮流的走向。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的评论，这是中国圈子文化的一个缩影，荣光都是内部加冕，他们只是幸运地出现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上，在时代的横截面上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记号。

　　工业化使乐队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