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台剧有着公共论坛意义

　　华语高分+台湾公视+HBO(Asia)=良心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豆瓣9.4分的台剧背向观众，抛出一个个问题，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世界真相的入口，也是深层关怀的起点：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一场无差别杀人事件，延伸出的几个家庭间，不同立场、不同参与者的故事……因孩子罹难濒临破碎的受害者家庭，儿子杀人于是避逃人群的加害者家庭，帮死刑犯辩护而受尽谴责的法扶律师，弟弟患精神疾病带给姐姐人生课题的家庭。当事件发生，我们会选择如何面对？

　　我们与恶的三种距离

　　互联网的时代，爱恨都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成为点燃情绪的导火索与恶意的泄愤口。《我们与恶的距离》每集片头都以网络上的热点新闻报道与跟帖评论开始，这些蘸满浓烈情绪的字句滑动、重组成片名“我们与恶的距离”，直观点明了第一种丈量方式：我们与恶可能只是一根网线的距离。

　　随着镜头转场，时间线拉到罪犯李晓明在电影院开枪犯下无差别杀人案后的两年，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辩护律师等各方都由新闻舆论场这一入口进场。伤口是如此难以愈合，贾静雯出演女主角新闻台副总监宋乔安，作为事故幸存者她失去儿子的自责与对凶手的痛恨交织，很难有人能够苛求她去原谅作为下属的李晓明亲妹。但另一边，罪犯李晓明的家属的愧疚、痛苦与困惑同样是真实的：“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也不是没想过赔偿与道歉，但又怎能偿还得清、赔偿得起？对受害者而言，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就已是罪与错。

　　选择为李晓明辩护的律师同样经受着网络暴力、被威胁、甚至被群众泼粪，但他说：“你们都希望他(李晓明)死，大家都希望他死，舆论媒体也希望他死，但是法律不是用来讨好人民和媒体的……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的事情在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你该不会真的认为杀戮游戏或是家庭教养的问题就是李晓明犯案背后的原因吧”？冷酷。但又无比清醒。将作恶之人放逐、定义为“精神病”，似乎可以维持“正常”的安全感，但这种声讨恶人、但不声讨恶的行为，并未挖到真正的病灶，真正的问题永远被搁置了——没有了李晓明，却依然会有无数李晓明的模仿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恶的第二种距离可能只是一个概率问题。这种“恶”是理性无法合理化的“纯粹之恶”，人们为处理这一问题发明了诸多命名法：阿伦特论述“恶之平庸”，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说道：“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的科学》的作者把“恶”这一伦理概念用科学维度解释为“共情腐蚀与闭合”。弗洛姆认为不健全的人格、集权主义催生了奥辛维斯的悲剧……

　　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各显神通，种种理论都在试图解释“恶”，但面对李晓明式无差别杀人案、甚至是恐怖袭击，这个概率是理性无法解释的：恶的发生有时并没有什么原因。难以回答的“为什么”，将观众放在了一个极焦灼的观看位置：面对这样“纯粹之恶”，难道还不能马上消除ta吗？

　　答案恐怕没那么干脆简单。《我们与恶的距离》非要将悬着心、憋着一腔怒气的观众放置到一个避无可避的观看位置：在剧中，不加思考的“死刑”、朴素的以暴制暴的正义感，只是在否认恶但无法消除恶，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另一种恶——剧情再次翻转，每一声正义、人道的声讨，新闻报道伦理道德的暧昧性。正义的卫士很可能也是无形的刽子手：精神病连同患者均被污名化，被正常社会隔离、被歧视、成为霸凌对象。这一行为甚至被民粹冠以正义之名：他们威胁社会安全、甚至会影响房价；群情激愤的“民意”下加害者的家属也正成为另一种被害者——这是我们距离恶的第三种距离：有时，正义和邪恶只一步之遥，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样没有人性。

　　作为一部犯罪与人情题材的群像剧，各种身份的人连番登场，不断破解和挑战观众的“安全感”与常识。迎合观众口味的作品常常是“娱乐至死”的面孔，多少会背离艺术的自律性，但“轻松”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现实已足够沉重，这些“未必可靠却乐观”的心理按摩与救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相反的一极《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将湿漉漉又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更需要艺术创作的勇气与信念感：因为表达真实，某种程度上就会触犯观众，但为屏幕前的观众撕开了一个思考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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